白河上皇曾经幽怨地说过，让他这辈子最头疼的三件事分别是——贺茂川水、双陆之赛和山门法师。

而山门法师，说的正是比叡山延历寺的僧兵们。

天台宗是由桓武天皇最为信赖的僧人最澄上人开创。

神护景云元年（767年），最澄诞生于近江国滋贺郡。其父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

三津首一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天朝东汉末代皇帝孝献帝的后代，于应神天皇在位时期进入扶桑，并定居于近江滋贺郡，从此使用三津首的苗字。

近江一带称汉献帝子孙的人很多，但实际上只有滋贺郡中有着汉献帝苗裔，其余大都由传承关系结成的同族。

但最澄上人在完成受戒之后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痛苦之中，他遍读经书佛卷，苦索菩提佛心，为佛陀舍身求法的慈悲所感动，也为鉴真东渡弘法的毅力所动容。

可回到现实，最澄却清楚地看到“南都六宗”虽然在表面上盛极一时，但佛教的主要受众集中在公卿贵族层面。僧侣们乐衷于游走在权贵皇室之间，却对那些最广大的、生活在困苦中的底层民众不闻不问，这无疑是对“佛渡万物”之本心的一种亵渎。

想到这里，最澄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于是他毅然出走，孤身一人来到传说中的圣洁之地——比叡山，结草庵苦修，以求顿悟。

青年时代的最澄曾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极度痛苦和迷惘，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本愿》很好的反映了其当时心境，开头便是:“悠悠三界，纯苦无安也；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满含住的苦闷哀之意，除了愁苦外，文中亦流露出了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上违于诸佛，中背于皇法，下阙于孝礼”，所幸在愁苦与反省之后，这个年青人斗志未失，他笔锋一转，写下了誓言的自我要求——“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还不出假”，通俗说便是，“只要我还没有达到六根清净的境界，我便绝不下山入世！”

最后，最澄在文末亦写下了他的人生志向——“净佛国土，成就众生”。

在之后的十二年里，最澄以“古寺草庵”为庐，以“青灯佛卷”为友，不曾离开比叡山一步。

这期间，天台宗一脉的经书教义和《法华经》对最澄影响甚大，据说他数度读之落泪，进而对天台宗和《法华经》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刻苦而深入的研究，或许从那时起，他便无比笃定这两者便是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唯一宝器。

而与此同时，最澄坚毅的修行事迹逐渐流传开来，他的名字最澄也为更多人所知，甚至连扶桑当时的统治者桓武天皇都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延历十七年（798年），桓武天皇召征召最澄为朝廷内道场之内供奉，学有所成的最澄也觉得是时候“为国家效力，为生民立命”了，便欣然出山。

桓武天皇与最澄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一直锐意改革的桓武天皇屡屡受制于保守跋扈的南都六宗，因而非常愿意支持最澄在佛教界掀起一股新风潮来与南都六宗对抗。并且，最澄“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的主张让桓武天皇赞赏最澄“守护国家，利乐众生”不已，他觉得这个年青人身上那个赤诚的爱国护民之心非常难能可贵。

就这样，桓武天皇成为了最澄的坚强后盾。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四月，桓武天皇把珍贵的谴唐使名额留给最澄，最澄得以在唐土天台山上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

在一年时间里，最澄争分夺秒夜以继日，主修天台宗，辅修密宗，佛学造诣愈发精进。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学成回国的最澄，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以天朝天台宗和《法华经》为基础开宗立派——即扶桑之天台宗。

最澄修行的故地比叡山雄踞在新都城平安京的东北侧，风水大师告诉桓武天皇此处乃是新都城的鬼门，应派一名法力高强的禅师坐镇于此，令魑魅魍魉无法骚扰皇都。桓武天皇遂将比叡山赐给了最澄，也将“镇护国都”重任交给了他。最澄得以名正言顺地经营管理比叡山，并开始建造被称为延历寺的庞大寺庙群。史载“（最澄）翌年归国，奉勒建大伽蓝，乃开天台法华宗”。

并且，从此之后的延历寺以“镇国道场”自居，每一任延历寺住持都自带“镇国禅师”光环而被世人尊称为“天台宗座主”。风头已经完全盖过了旧派的南都六宗。

正值盛年的最澄一时间成为当时扶桑最炙手可热的宗教领袖，甚至说其是桓武天皇时期的“国师”也不为过，但他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在草庵立下的誓言，他按照自己“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本愿努力构建着自己天台宗的体系。

首先是在佛性上，他针对当时法相宗方面提倡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