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论”展开了一系列论战，在三乘论的观点里，每个人悟性是不同的，只有极少数有天赋之人才可以得道成佛，这就好像《星球大战》里只有少部分“原力敏感者”才有机会成为绝地武士一样，如果说是否对原力敏感还是随机的，那“三乘论”中所谓的天赋则更多与一个人的出身门第挂钩。（据说三乘论起源于印度，因此这种倾向很可能是受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最澄则主张“一乘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最终得到成佛。这场论战在扶桑佛教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最终最澄的一乘观点大获全胜，“一乘主义”自此成为扶桑佛教的主流延续至今。

除了“佛性”之争外，最澄还大大简化了南都六宗繁杂的戒律和仪式，比如在南都六宗的戒条中，一个新成员的受戒仪式需要有三师七证总共十名德高望重的僧侣在场才能举行，而最澄给天台宗立的戒规里，最少一个见证人便可以举行受戒仪式，特殊情况实在找不到人的话可以用佛像作为见证人。

最澄还进一步提出了“其戒广大，真俗一贯”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出家人和俗世人的界限，最澄甚至主张天台宗的僧侣可以同时拥有出家人和原有俗人的两重身份。

总而言之，最澄主张类似于“因信称义”，重视你的本心而弱化了教条框框的各种具体规定。为此最澄向朝廷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申请，后者决定给这位“镇国大禅师”一个面子，尽管遭到了南都六宗的极力反对，还是在最澄去世的七天之后同意在延历寺设立他们自己的所谓“大乘戒坛”。

尽管最澄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将天台宗教义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但他为了保证天台宗僧侣的素质水平，对于修行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天台宗的弟子在完成受戒之后，在比叡山闭关十二年修习天台宗和密宗学问，期间不得踏出山门一步，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据说在当时曾经劝退了许多本欲皈依天台宗的年轻人。

外松内紧确实是一个很好构想，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此后延历寺在义真、圆澄、圆仁等优秀座主的带领下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京畿地区名副其实的第一宗。但与此同时，随着势力的不断增强，延历寺干涉世俗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变得愈发暴力。

自良源座主起，比叡山延历寺凭借着充足的领地收入和强大的群众号召力建立了常备的僧兵武装，一开始是为了保护延历寺的佛堂和领地，但这支力量很快就变得异常狂暴，一旦他们和其他宗派起了争执，以前也就是大家开场法会论战一下，现在则是一言不合就开打，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僧兵裹挟着数万不明真相的信徒气势汹汹的杀到你家门口，二话不说要把你家整个儿给扬了。

例如宽正六年（1465年），一支延历寺方面的僧兵部队突袭了本愿寺在京都的总部——大谷堂，并将其付之一炬；天文五年（1536年），比叡山僧兵再次攻入京狂暴地袭击日莲宗，并将它旗下的二十一座寺庙被夷为平地，使得整个京都几乎都沦为了战场，甚至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对于昔日的铁杆盟友——京都朝廷，延历寺也是毫不客气，只要哪一个政策法令稍微让他们不如意，马上就派僧兵再次裹挟着大量不明真相的信徒并抬着寺院里的代表神性的标志物神木或神舆，入京游行示威，名为上谏，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朝廷和将军一般都选择妥协退让。不是因为不要面子，而是因为在下坡高速路飙车的朝廷和将军可能真不一定打得过比叡山延历寺。

到这个时候，比叡山延历寺似乎早已背弃了“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的教诲。为了本寺的利益，而且更多时候甚至无关教义佛法之争，纯粹只是领地经济纠纷，他们便肆意大动干戈不惜生灵涂炭。

非常讽刺的是，昔日被寄予厚望的“护国道场”恰恰成为了影响京都治安的最大隐患。

到战国时期，京畿的朝廷和幕府将军彻底衰败了沦为吉祥物了。

简而言之，“天皇和将军能有几个师？”

反观比叡山延历寺，随随便便就能出动数千规模的僧兵。

于是，比叡山延历寺的高僧们彻底放飞自我，他们把开山宗师最澄简化戒律理解为没有戒律，当年最澄即便大刀阔斧地删减戒律却仍然把“杀、盗、淫、妄语、售酒”等列为十重戒，而将“饮酒戒、食肉戒”等列为轻戒。

而彻底放飞后的比叡山延历寺僧侣们几乎无一不犯，他们早已懈怠了在比叡山研究佛学的本职工作，上街砍人似乎才是他们的主业，他们也早就把最澄定下的“在比叡山修行十二年”的规矩抛诸九霄云外，干脆直接搬到了山下和城下町的居民一起生活，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