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升两级：倘有临难弃官出逃者，御史将严加追究惩处。”

往日趾高气扬、一呼百应的太皇太后，临到国势危如累卵，回天乏术的时候，也难免呼天不应、唤地不灵了。不管她用高官厚禄引诱，还是以严刑峻法威吓，对那班离心离德的臣下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当年曾使群臣敬畏的诏谕，如今也成了地道的一纸空文，附着在朝堂的墙壁上任凭风雨剥蚀。

内外交困的太皇太后，慑于元军泰山压顶般的武力威胁，最后与右丞相陈宜中商定：走议和乞降的路．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伯颜营中，主动提出称侄或侄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继而又派监察御史刘观杰再去伯颜营中“奉表称臣”，许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幻想用此沉重代价换取南宋朝廷残存一隅。伯颜对此退让非但不许，反要南宋丞相亲自出面请降。消息传回临安，陈宜中唯恐被元军拘留北送大都(北京)，连夜逃往温州，遂使南宋违约。伯颜大怒，命令元军进驻临安城郊三十里处皋亭山，以示警告。太皇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人马，与伯颜议和。但文天祥却被伯颜所扣。太皇太后无奈，她用小皇帝赵显的名义向元“百拜奉表”，自动削去帝号，改称“国主”，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带着宋朝传国玉玺三去伯颜营中，拱手送上尚存的全部河山。宣告南宋偏安江南局面的彻底结束。

在元军进驻临安之前，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匆匆忙忙进封七岁的吉王赵昰为益王，令其判（职位高的官兼职位低的职务）福州；同时进封四岁的信王赵昺为广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临安即将陷落时，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京师，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去温州。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获悉，派兵追去，未果而还。

铁骨铮铮力挽狂澜

临安沦陷后，南宋一些不甘忍辱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前去投奔。就是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的。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又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如今又聚集在二王的麾下。和陈、张等人经过磋商，一致主张重建朝廷，再造乾坤．接着便在温州江心寺拥立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昭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旧物。正在这时，已经成为伯颜阶下囚的太皇太后，委派两名宦官带领百余兵丁前来温州，准备迎接二王回归临安降元。+看′书￠君* ¨最.新¨章?节*更\新`快.等人不愿归还，扶持二王出海来到福州。

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初一，赵昰在福州正式登极称帝，改元景炎。同时，晋封他的弟弟赵昺为卫王，他的母亲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并组成以陈宜中、张世杰、为首的行朝内阁，重整旗鼓，中兴朝政。福州政权的建立对南宋王朝来说，是其复兴的希望，但希望又十分渺茫。朝廷当中，虽然有像这样的忠心耿耿、竭尽全力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臣，但更多的却是像陈宜中那样的无德无能之辈。

当时，福州政权被人们称为“海上行朝”，只不过是流亡政府而已。在此政权建立之初，臣僚之间尚能同心协力，但是很快就发生矛盾。外戚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与陈宜中议论不合；文天祥也因与陈宜中意见不合，被排挤出朝廷；苏列义受压制，郁郁不得志；而更是有志难伸，处处受到陈宜中的排挤。起初，陈宜中认为“久在兵间，知军务，”对他十分看重。而“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但不久，与陈宜中意见发生分歧，陈宜中指使台谏官弹劾，并将他免职。张世杰知道了，非常不满，就对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动不动就罢免人？”不得已，陈宜中又召回。但是，由此可见赵昰流亡朝廷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十一月，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等率领十七万官军和三十万民兵，护送小皇帝赵昰及赵昺登舟入海，驶向泉州。当时，泉州权势最大的是阿拉伯籍富商蒲寿庚。此人寄居中国多年，还取得了宋朝市舶使(掌管检查出入港口的外商船舶，征收关税，收购朝廷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项事务)官职，他控制大量海船，独霸当地海上贸易，欺行霸市，非法字符横财。端宗一行人马在泉州停泊后，张世杰急于扩充皇室实力，下令强取蒲寿庚的海船和资产，从而激怒了蓄谋降元的蒲寿庚，使其加快了反宋的步伐。因为行朝无力与之纠缠，只好离开泉州，取道潮州去惠州的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