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独揽大权，成为新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北洋军的实力对南方革命党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革命党内部的一些势力，分化瓦解他们的阵营。

在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谈判的同时，北洋各统领之间也因为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段祺瑞希望在新政权中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掌控军权；冯国璋则想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扩大自己的地盘。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在一些场合公开发生争执。而曹锟、张勋等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权力，也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明争暗斗。

在这场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各方势力都在权衡利弊，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袁世凯凭借着老谋深算和北洋军的支持，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功窃取了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然而，他的称帝野心最终引发了护国战争，使得他众叛亲离，最终在绝望中死去。而北洋各统领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去世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 。

革命势力内部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人，围绕权力分配和国家走向，展开了一系列复杂且充满变数的争斗。

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始终怀揣着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坚定理想。在我退位前夕，他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内忧外患。一方面，临时政府财政匮乏，难以支撑军事和各项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外部列强对中国局势虎视眈眈，试图干预革命进程，支持袁世凯等旧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孙中山起初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认为只有强大的中央领导才能稳定新生的共和国，抵御各方反动势力。然而，随着袁世凯在北方势力的崛起以及国内各方要求与袁世凯妥协的声音渐起，孙中山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意识到，若想避免国家陷入长期战乱，实现和平过渡，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于是，孙中山提出只要袁世凯能促成清帝退位，宣布赞成共和，便向临时参议院推荐其为临时大总统。这一决定并非孙中山的本意，而是在现实困境下的无奈之举。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维护共和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他同时也深知袁世凯的野心，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他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试图以此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保障革命果实。

黄兴在革命中一首负责军事指挥，是革命势力中的重要支柱。在我退位前后，他在军事上积极筹备北伐，试图以武力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统一全国。然而，黄兴也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迅速实现革命目标，且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政治上，黄兴起初支持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认为这有助于集中权力，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他也开始认同与袁世凯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黄兴与袁世凯有过多次接触和沟通，他试图通过谈判，让袁世凯接受共和理念，加入革命阵营。他认为，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若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将大大加快革命进程，减少流血冲突。不过，黄兴对袁世凯始终保持着警惕。在宋教仁遇刺后，黄兴坚决主张武力讨袁，发起二次革命。他亲自赶赴南京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誓师讨袁。尽管二次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黄兴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的精神，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继续前行。

宋教仁是革命阵营中对政党政治有着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的代表人物。清帝退位后，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组建一个强大的政党，通过合法的政治竞争来掌握国家政权。为此，宋教仁积极推动同盟会的改组，主张与其他进步党派联合，组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1912年8月，在他的努力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联合，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希望通过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建责任内阁，从而实现对国家政治的主导，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国会选举中，宋教仁西处奔走，发表演讲，宣传民主共和理念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年仅32岁。宋教仁的遇刺，使革命党人的政党政治理想遭受重创，也彻底暴露了袁世凯的独裁野心。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势力的领导人，在清帝退位后的权力博弈中，各自从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