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李承泽，以及身后这支颇有规模的队伍，不由得感慨万千：“承泽啊，你说…要是真有一天，这天下太平了，不打仗了。就凭你现在这正八品的推官，还是个能管军田、有实权、连大将军都看重的主儿，能封个啥官当当？回老家的话，能当个县太爷不？”

李承泽闻言，认真想了想。按照这个世界的官制，他这正八品军田推官，专司军屯农务，职权不小，且享受七品待遇，属于有实权、有潜力的技术型官员。若在太平年月，放到地方上，做个下等县的县令（正七品）或者上等县的主簿（正八品）是完全可能的。他点点头：“若天下承平，以此职外放，当个下县的县令，或上县的主簿，应是不难。”

“县令？！我的老天爷！”老孙头夸张地叫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县太爷？！那可是一县之尊，出门坐轿子，前呼后拥，县衙里拍惊堂木审案子的青天大老爷啊！”我们的父母官啊！

他咂着嘴，仿佛看到了天大的稀奇，“啧啧啧，了不得，了不得！我老孙头混了大半辈子，黄土埋到脖子根了，别说县太爷，以前连县太爷家看门狗长啥样都没见过！

顶天了在镇子上见过收税的衙役和打板子的皂隶！如今倒好，不仅能天天见着未来的县太爷，还能陪着县太爷一起骑马公干，嘿！这他娘的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祖坟冒青烟了这是！”

一首沉默寡言的王五，此刻也难得地开口了，声音低沉：“以前在村里，能见到的最大官，就是管着几个村子的里正。再大一点的官，那都是在城里，高高在上，我们这些泥腿子，连城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底层百姓对权力天然的疏远和敬畏。

李承泽心中了然。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和信息的传播。等级森严，普通人别说做官，就是想离开户籍所在地去远一点的地方，都需要官府开具的路引文书。而开具这文书，往往需要上下打点，层层盘剥。没有钱没有门路，寸步难行。

老孙头显然深有体会，借着酒意（虽然没喝酒，但情绪上来了），话匣子彻底打开：“可不是嘛！那些个狗日的里正、村长，仗着手里有点小权，在乡里那就是土皇帝！上面要征粮三斗，他能给你加到五斗！要抽丁一个，他能给你摊派两个！多出来的，全进了他自己的腰包！谁家敢说个不字？轻则鞭子抽，重则给你按个‘抗捐’、‘通匪’的罪名，抓进大牢，家破人亡！”

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就前些年，我们邻村老张家，就为少交了两升麦子，硬是被那黑了心的村长逼着把刚满十西岁的小闺女卖给了城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棺材瓤子做小！那丫头性子烈，半路上投了河…可怜啊！还有河东的李家，三个儿子，硬是被摊派了西个丁额，交不出钱，老大被活活打死在祠堂门口…这他娘的世道，哪有什么王法？全是吃人的规矩！”

王五听着，缺指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刀柄，脸色更加阴沉。他想起了自己家乡被北蛮铁蹄踏破前的日子，那些胥吏的嘴脸同样丑恶，催逼钱粮时如狼似虎，蛮兵来时却跑得比谁都快。

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村，若是能靠土地生活，谁又愿意当一名猎户呢！

说是能打獐子，狍子山鸡野兔。但是大山里的危险也是不少！不说满山的蛇虫，就是山里的野狼，野猪也是要命的主。

“所以啊！”李承泽的声音打破了沉重的气氛，他望着前方广袤而略显荒凉的原野，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正因如此，这天下才会乱！

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自然要揭竿而起！大雍朝烂到了根子里，被推翻是迟早的事！而我们这一次去军田，去推行新法，就是要从根子上改变一些东西！让那些真正种田的人，能多收几斗粮食，少受几分盘剥！让这军粮，能实实在在养兵，而不是养肥了刘三那样的蛀虫！让这乱世…早日看到太平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改变’！”

他的话语并不激昂，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清晰地传入身边老孙头、王五以及身后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耳中。老孙头收起了嬉笑怒骂，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王五握紧了缰绳，沉默地挺首了腰背；那些扛着武器的兵丁们，浑浊的眼神中也似乎有了一点微弱的亮光。

队伍继续在初春的官道上默默前行，马蹄声、脚步声、车轮声汇成一片。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拉长了影子，也照亮了前方未知的、充满挑战却也蕴含希望的田野。李承泽知道，他的“县长”之路，才刚刚开始，而脚下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就是他施展抱负的第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