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个冷颤，肚子也咕咕地叫唤起来。“饿不饿？”“快饿死了。”“掰一块大列巴吃呀？”“恶酸的，不能好吃。”一个同学：“别说话！听！好像有声音？”我们三个人立刻来了精神，站在车上，仔细听着。从北面传来踢里趿啦的脚步声。“看！那边晃晃悠悠地过来一个人。”“哎呀！总算有人了。快喊！”我们三个人又大声呼喊起来。那个人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们的喊声；只是低着头，步履蹒跚，向卡车走来。

他是汽车司机。他爬上了驾驶楼，汽车发动了起来，车厢颤抖着开走了。卡车压着横垄地，山下颠簸，驶回村里。

汽车停在红军司令部门前。我们三个人跳下汽车。驾驶楼里的司机趴在大列巴上，睡着了；发出一股难闻的酒臭味。

父亲和另两个同学的家人都急切地等待我们回来。大人们和翻译说了些不满意的话，翻译也一再地替苏联红军表示歉意。

从那天以后，我没有再去给苏联红军起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