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扩大农产品出口。

这种策略的成效很快显现。小国间的内斗导致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沈国的工匠为寻求稳定生计，开始逃往宁国；代国的农民因土地纠纷，大批涌入越国的南亚次大陆。

六大强国的移民管理部门甚至简化了审批流程，主动吸纳这些“技术流民”与“劳动力”。据虞国户部统计，仅一年的时间，就有超过十万中小藩国人口迁入六大强国，其中不乏掌握基础手工业技术的工匠与熟练农民。

当朱昭熙在坤泽城主持对武洲战争的筹备会议时，情报部门呈上的最新报告显示：以沈国、代国为首的中小藩国，仍在为联盟领导权争执不休。

他们在边境陈兵对峙，互扣商船，甚至发生过数次小规模武装冲突。而六大强国则借此机会，进一步分化瓦解小国势力：洪州共和国通过商会资本控制了庆国的金融业。

明国以“维和”名义在肃国设立军事观察站，宁国则与鲁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实则将其纳入势力范围。

“让他们斗下去。”朱昭熙在会议上敲了敲桌案，“直到战争打响，他们的内耗越严重，对我们越有利。”

这些中小藩国的存在虽碍眼，却已无法构成实质威胁。当六大强国通过分权改革巩固了内部权力，当对武洲的战争成为新的战略焦点，小国联盟的内斗，不过是大国博弈棋盘上无关紧要的注脚。

而那些在争斗中流失的人口与技术，反而变相增强了六大强国的实力——这或许是朱佶焞在组建联盟时，从未预料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