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道：“陛下，李相所言儒家‘仁以待人’固然有理，然儒家行事亦重‘经权’之道。

经者，常也；权者，变也。

今高丽局势未明，贸然传以治倭之法，此乃不察权变。

若仅执‘仁’之一端，而不顾其可能生变，恐非真正践行儒家理念。

我朝当以稳国为本，不可因理念之表而轻涉险地。”

李善长面色一正，再度拱手：“伯温兄，《论语》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我朝为天朝上国，对藩属高丽施以援手，正是彰显亲仁之举，如此方能使西方藩国皆慕我朝仁德，倾心归附，此乃长治久安之道，怎能谓之不察权变？”

刘伯温微微摇头：“李公，儒家虽重亲仁，然亦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训。

高丽局势动荡，倭寇肆虐背后或有复杂缘由。

若不审时度势，贸然传法，万一局势失控，反累我朝，此绝非君子所为。

所谓权变，便在洞察时势，趋利避害，绝非盲目施仁。”

李善长捋须反驳：“伯温兄过于谨慎了。《孟子》亦云‘得道者多助’，我朝秉持正义，以仁德援高丽，便是得道之举，何惧之有？此为长远大计，可收人心于无形，稳固邦交，使我朝声威远播。”

刘伯温首言道：“李公，话虽如此，但当务之急，我朝需保自身无虞。

若仅凭‘得道多助’之论，不考量现实利弊，一旦高丽局势生变，我朝恐陷两难之地。

儒家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而应因时因地制宜，切不可不察而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