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原本坐得端正的刘全义微微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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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李一凡专门召开制度技术组会议，提出一个新功能构想：

“把权限交还给基层，模块可以定制，评分指标可以微调，但必须实名留痕。”

“每个镇、每个村、每个系统，都将拥有自己的一份‘自治版本’。”

这个功能命名为：“数据自治比重”。

系统允许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地情况，设定反馈数据权重、考核基准、自选备注模板，但所有操作记录必须锁定账号、时间、地点，形成“地方制度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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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星城市平台发布“制度2.5版本”，首次引入“本地化数据权重引擎”，支持县镇自主设定指标。

赵建国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表示：

“制度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不是从上往下压的过程，而是把平台变成每一级组织自我提升的工具。”

“这就叫：基层改革，从‘被治理’转向‘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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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李一凡站在星城市委办公室阳台，望着远处市区万家灯火，深吸了一口气。

制度，终于开始走进最难的一环——底层治理。

那是最复杂的社会细胞，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政治空间。

制度改革，不能止步于文件，也不能止步于城市。

它必须下沉，必须生根，必须真实。

唯有如此，才能从“潇湘样本”变成“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