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晋武帝大封司马宗室子弟为王，其目的便是想造就一个能够藩屏帝室的皇族势力，用以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因此赋予了宗室王很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如裁撤州郡武备，并允许宗室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置军队的权利，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等。尤其是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这一点弊端最严重，因为一旦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与出镇的藩王相勾结，势必会破坏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营机制和运行秩序，再加上有本王国自备军队作为的后防屏障，势必会引起整个局势的动荡。从这些地方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王时，只是看到了宗室的力量，却没有重视宗室王的势力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给叛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当初羊祜便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后便说：“这一定是说伐吴必是水军成功，只是要考虑哪个人应童谣中的名字。”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濬的才能可当重任，而王濬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于是上表挽留他，使王濬重新被授为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

此后，羊祜密令王濬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而两年前陆抗病死，吴国境内又因为孙皓的高压统治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表明晋灭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羊祜不失时机的上疏请求伐吴，奏疏说：

先帝顺应天意人心，西平巴蜀，南和孙吴，海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心安乐。而吴背信弃约，使边境又生战事，国家气数虽是天定，而功业必靠人为，不灭东吴，则士卒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光大先帝功勋，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都是以使宇内安宁，停止兵乱，民众和睦为目的的。当年平蜀之时，天下人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而蜀灭至今已十三年，这算一个周期，灭吴的日子应在今天了。

而议论此事者常说吴楚在盛世最后被征服，在乱世最先强盛，这是诸侯纷争的时候，当今天下一统，不得与古时并论。有些说法只适用于大道理而不知权变，所以出谋略的人很多，而可以作为决策的就少了。凡是凭险阻而得生存的国家，是指它的实力与敌国相差不多，有力量固守。如地位轻重不同，强弱相差很大，那智士的计谋也不能救它。险阻的地势也不能保它。蜀国地势不是不险要，高山上接云霓，深谷不见日月，关隘险道，束马悬车方能通过，有一夫操戈，千人莫挡之势。

然而灭蜀进军时，蜀国好像连一道篱笆都没有，我军斩将夺旗，斩杀敌军数万，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城下，汉中一带的蜀兵，像鸟栖于巢一样不敢出动。这也并非蜀人不愿战，实在是力量不足与我军抗衡。到刘禅投降时，蜀地各营垒官兵便悄然四散。目前江淮的难渡不会超过剑阁，山川的险要不会超过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贫困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军队多于前世，军饷兵械多于往日。不趁此机会平吴，而屯兵据险相守，使士兵役夫日夜辛苦于战争徭役，旷日持久。

这种状况不能维持长久，应当及时定夺，统一四海。如果率领梁、益两州军队水陆并进而东下，荆楚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军队进攻夏口，徐、扬、青、兖等州军队进军秣陵，击鼓摇旗作为疑军，多方齐进，使敌军虚实难辨，以东南一角的吴国，抵挡天下大军必然兵力分散，人心慌乱，各种军需紧急难备。这时巴、汉军队顺流而下，直捣空虚腹地，一处陷落则全境震动。吴国国土沿江，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东西数千里，处处设防，战场广大，不能安息养精。孙皓肆意妄为，与下属互相猜忌，名臣重将失去信心，所以像孙秀这类人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将帅疑于朝廷，士卒困顿于战场，没有保国安民之计，人心散乱，平时即有叛离之意，一旦兵临城下，必然有人响应而来降，他们最后不会齐心拼死尽忠是可以预见的。

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