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觉到风向起伏的变化，至少在签订条约的当日，中葡两国的主要参与都并没有太看重这一场海战的结果。葡萄牙一方的维第格拉伯爵将战败引以为莫大的耻辱，终身未曾提起一字；中方主持谈判的海刚峰则秉持了从政以来公私分明的习惯，没有在文集中记载交锋的细节。所以长久以来，关于上虞条约仅存的详细资料，居然只有穆国公世子上陈给皇帝的《上虞奏报》。

但是吧，如果你选择相信这一份奏报，那么上虞条约的签订，其实就是“彰显了中葡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平等与自由的象征”——这么一大堆的溢美之词，与事实不说是若合符节，至少也是毫不相干；历史学家们苦心孤诣去伪存真，进度缓慢也是有的。

直到一百五十年前，整理东印度公司档案的专家们才有了意外之喜。他们从多年的废纸中找到了前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的日记，而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则堪称史学界的宝库，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甲寅变法之后中西交流的历史研究。而其中，对《上虞条约》的冲击，则是最巨大、最彻底的，几乎完全扭转了穆国公世子在奏报中为自己塑造的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