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公约演变成了法律。·9*5·t`x?t...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仅仅只是法律——仅仅只是‘违背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的威慑，仍旧无法完全杜绝极少数个体，做出危害群体的事。

于是，除了‘你要是敢这么干，你就要收到这样的惩罚’这种硬性法律体系外，又产生了一个‘如果你这么干，大家都看不起你、鄙视你、孤立你’的软性道德体系。

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二者逐渐组合成为了社会架构的根基。

小偷小摸，大家鄙视你；

偷的多了，大家孤立你，远离你；

偷出大事儿了，官府就要逮捕你。

通过这种阶梯型、从软到硬，从社会道德层面，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递进式惩罚制度，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社会构建基石。

但还是那句话。

人类文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是非、对错观念，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古早时期，男女之间看上彼此，那是上去就能一棍子敲晕，然后拖回山洞造娃的！

那会儿，可没人觉得这不对。

慢慢的，人们一致认为：被敲闷棍有点疼，而且有被敲死的风险，能不能稍微改一下？

如果看上对方了，能不能别敲闷棍了，过去张嘴说一声，让对方乖乖跟你回山洞，可好？

等对方不乐意，你再把人家绑回去，也总好滚敲闷棍。+微?趣~小,说′ ′更`新~最\快?

就这方式，放在哪朝哪代，不是奸淫妇女？

但在古早时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而人类从古早时期‘看上对方就敲闷棍’的原始求偶方式，一步步发展到三媒六娉、婚娶结亲的文明社会求偶，是一点点发展、进步得来的。

同样的道理。

官员贪污腐败，在最开始，那就是大家都认同的。

——做官不就是为了发财？

你别看现在，我骂当官儿的不要脸！

等我当了官，我能比他还不要脸！

慢慢的，大家才逐渐发现：这样不行。

对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也太耽误正事儿了。

于是，新的公约、共识开始出现——捞钱可以，但尽可能不要耽误群体的正事儿。

只要能把事儿都办好、能把地方治理好，那贪点儿、捞点儿，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你不能指望人家白干活吧？

人家‘学得文武艺’，凭啥给全天下的普通人打白工？！

人家有那个本事做官，就该得到相应的利益！

而今汉室，便正处于这个阶段。¨c*h*a`n/g~k`a¨n`s~h-u·.?c¨o,m,

——对于贪污、腐败，这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后世新时代的民众那般，深恶痛绝。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当官，似乎只有‘谋利’这一个目的。

准确的说，任何特殊的才能，似乎都应该换回相应价值的利益。

比如猛人勇士，在战场上杀敌建功，就该得到封赏！

比如文人墨客，能提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提出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那就该加官进爵。

更何况官职，本身也是封赏的一种方式。

这就使得贪污受贿，在这个时代，有着后世人难以想象的社会接受度。

向贪官污吏扔菜叶子的事儿，在如今汉室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某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落马，人们绝不会说‘活该’，而是会猜：难道是捞钱的时候，忘了把正事儿也办妥了？

如果是，那才活该。

不是捞钱落马活该，而是耽误了正事儿落马活该。

如果不是，那就是帝王刻薄寡恩了。

——捞个钱而已，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做官捞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人家辛辛苦苦掌握才能，好不容易才做成官，捞钱是本分，不捞是情分。

清廉的官员，确实值得敬佩、崇敬，因为人家道德高尚，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抵御常人无法抵御的诱惑。

但捞钱的官员，也没那么值得唾骂、鄙视。

毕竟人家是做官，而不是做道德模范。

官员嘛，会办事儿就行。

能办事儿，就是好官，办不成事儿，才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