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了如今的汉室，和过去究竟有多少不同。

很显然，最大的变化，就是汉家拥有了河套。

往后每隔数年，汉家就能得到一批数量极为可观，能帮助汉家快速建设骑兵部队的战马。

其次，则是经过河套-马邑战役，汉家通过双线作战——而且是两条战线均十万人以上参战的魄力和能力，来彰显了自身庞大的战略储备、后勤保障能力，以及战局掌控能力。

最后，便是汉家的新皇帝，有魄力、有勇气，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战略劣势后，毅然决然主动发难，试图扭转现有的战略格局。

并且做到了！

认识到这些变化过后，匈奴人终于调整了对汉家的战略应对预案，以及对汉匈双方的战略格局判断。

——先是单于庭派出使者入长安，威逼也好，恐吓也罢，想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吓唬汉家，好为单于庭谋求一些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轻松取得的利益。

顺带着，通过汉家在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姿态，来判断汉家的后手、底气有多少。

比如，汉家如果吹胡子瞪眼，极尽强硬之姿，那就是被河套-马邑战役掏空了家底，其实也快撑不住了；

装出一副强硬姿态，不过是想逼匈奴单于庭尽快服软。

这种时候，只要单于庭撑得住，那战线绵延之下，汉人未必就不会撑不住，从而使战略格局出现新的x因素。

但让匈奴单于庭失望的是：那一次外交试探，将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摆在了匈奴单于庭面前。

——汉家，尚有余力。

河套-马邑战役，并没有掏空，而且是远远没有掏空汉人的家底。

如果不是战果太大，汉人想要耐心消化一下，河套-马邑战役，未必就会随着河套易主而宣告结束！

而是会进入第二阶段，如河西之战、高阙之战，更或直接就是幕南之战、漠北之战！

得出这个战略判断之后，匈奴人终于反应过来：汉匈双方之间的战略格局，已经随着朝那之战、河套-马邑战役这两场发生在同一年内的战争，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是，为了应对新的战略格局，匈奴人改变了战略决策，决定暂避锋芒，同时用空间换时间，跑去西域，乃至更西的中亚地区重新积蓄力量，以待将来。

而在新的战略格局形成后，高阙，就成了汉匈双方战略平衡的支点。

有高阙在，汉家下一步战略进攻便能得到延缓，甚至直接停止；

匈奴人则可以趁着汉家因高阙的存在，而无法进一步北上幕南、西进河西的时间，进一步加深对西域地区的掌控，提高西域给匈奴单于庭的造血、输血能力，好在未来的汉匈争斗中，手握更多筹码和力量。

这要是放在过去？

——想在西域搞敲骨吸髓，又或是在中亚地区攻城拔寨，开疆拓土，何须单于庭亲自出马？

西域那边，千儿八百精骑，外加一个单于使节，就足以将西域九成以上的国家吓得屁滚尿流，赶忙把各自的王太后洗洗干净，给送去单于庭暖被窝！

中亚麻烦些，但也仅仅只是麻烦些，多派点军队，多给点时间，总能有所斩获。

但新的战略格局之下，匈奴单于庭不敢再有丝毫保留，只能亲自下场，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西域、中亚地区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从而改善自己在汉匈新战略格局下的被动处境。

而眼下，刘荣想要发动汉匈高阙之战，所需要考虑到的战争成本，以及战后可能承担的战略风险、损失当中，便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是：战争结果，对日后汉匈战略格局的影响。

如果打赢了，高阙打下来了，那肯定没得说的——无论战略格局怎么变化，都必然是朝着有利于汉家、极度不利于匈奴人的方向去变。

可一旦打输了，在承受了巨大损失、投入了海量成本的前提下，依旧没打下高阙，那战后的战略格局，可就要朝着不利于汉家的方向发展了。

正如朝那之战，匈奴人仅仅只是攻而不能下，就开始让战略天平朝汉家倾斜一样；

一旦高阙之战，汉家也攻之不能下——甚至是攻之不能速下，下之不能久守，那战后的战略天平，也同样会像匈奴一方倾斜。

首当其冲的，是尚还存在于河套地区，理论上臣服汉室的游牧部族，必然会就此蠢蠢欲动，摇摆不定，从而导致河套不稳。

最糟糕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匈奴人反守为攻，自高阙南下渡河，踏足河套；

而河套地区的游牧部族，又在河套腹地响应，从而导致汉家需要再度平定河套，甚至就此让出河套。

其次，便是河西。

现如今，汉家碍于高阙的存在，而不能放开手脚去图谋河西；

而河西诸部，也同样因为高阙的存在，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