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叮嘱中，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将长子生存的压力，转化为次子生命的全部重量。

这种爱的异化过程如此隐蔽，以至于当顾宏试图报考艺术院校时，母亲那声“妈没办法啊”的哭诉里，依然饱含着真诚的痛苦。

然而顾父顾母并非天性冷酷之人。

他们倾尽家财为长子求医，也从未在物质上亏待小儿子。

问题在于，他们将两个儿子都工具化了。

原身是需要被照顾的“残缺品”，顾宏则是专门生产的“修补工具”。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小儿子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缺失形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重压迫。

在顾宏的成长过程中，外部环境不断强化着家庭的错误认知。

学校老师表扬他“懂事”。

亲戚称赞他“孝顺”。

邻居议论“顾家幸亏有个争气的小儿子”。

就连顾母突发脑溢血住院，病床边，亲戚们都轮番上阵：“你妈这是操心你哥急出来的病。”、“你要是出国？你哥发病时谁送医院？”。

这些评价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顾宏牢牢固定在“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上。

当他试图挣脱时，“自私”“忘本”等道德指责便接踵而至，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牢笼。

更残酷的是，这些舆论压力往往只针对顾宏这样的“健全者”，而对真正的残障者原身，人们反而报以宽容的沉默。

这种选择性施压暴露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功利算计。

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样致命。

在一些发达国家，像原身这样的残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养服务和补助金生活，但在顾家所处的环境中，残障津贴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药物，社区帮扶停留在节日慰问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