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景行坊，卫氏府邸。

抵洛之后卫已等人先赶往灵堂吊唁，末了，其余人移步明厅休憩，僧人法喜留在灵堂诵经。

送走客人后，卫孝则与卫已来到了简正斋。

简正斋是卫玄大公的书房，房门上“简正”二字出自卫元之手，字迹苍劲，骨气全出。

两人在匾额前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

卫已压着双眉，灼热的视线停留简正二字上，他天生疾盲，视物时总要轻眯双眼才能看清楚，而此时视线反被泪水洗得更加清晰了。

族内兄长之中，卫已最为敬佩卫元，当年离开大兴城之前卫已曾邀请卫元闲暇时南下饮茶，不料此约竟成了诀别。

卫孝则推门入室，用掸子拂拭过一片蒲团，而后递给卫已，两人面对而坐。

“听闻噩耗后老父便一病不起，写给贤弟的信还是老父强打精神念出来的，每一句都如同刀割。”卫孝则眼睑发红，语气悲戚，“此案若是结不清，怕是老父的病也很难痊愈，早闻贤弟深谙勾检推理之术，又是赵公绰的高徒，还请贤弟务必要查清此案。”

“卫已自当竭尽全力。”

“有鹤珍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短聊之后，卫孝则便将话题转入了卫元遇刺案上。

“兄长遇刺的消息是司隶台随行从事送来的。”卫孝则一边说着一边翻出一卷信件递给卫已。

这是敦煌郡衙署审理此案的卷宗，但并非原本，而是复抄本。

原来在卫元遇刺案发生后，敦煌郡守就命敦煌县正大力调查此事，但因为案件太过奇诡，时至今日也未见进展。

卷宗角底写有一个正楷“悬”字，表示此案悬而未决。

依照惯例，这种难以决断的案件要逐级上报，直至中央三司（御史台、大理寺、刑部），三司长官研判之后择日审理案件，称作三司会审，是为王朝最高司法程序。

但因为此案涉及到了刑部尚书卫玄的长子，所以敦煌方面又送了一份复抄本到卫氏府邸。

卷宗当中记录此案的文字很清晰，内容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可供推敲的旁证。

大略内容简陈如下，大业五年七月十六日的清晨，司隶刺史卫元失踪，当时司隶巡检队伍落榻于敦煌子城里的静恭堂，静恭堂就在敦煌郡衙署不足百步外。

静恭堂原为西凉王朝的听政大殿，后被改建为州司公馆，常年布置武备，司隶台入驻后，更是戒备森严。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堂堂司隶刺史竟无故失踪了。

而就在敦煌郡色吏忙着到处找人时，远在五十里外的崇教寺传来了急报，说在三危山石窟中发现了一具身着官服的尸体。

经查验，那具尸体就是卫元。

为此，敦煌方面即刻封锁了三危山，并派色吏展开了人员摸排工作。

经隶臣验尸，初步断定死因为失血过多，死亡时间推测在夜里子时以后。

另外根据静恭堂武卫供词，夜里丑时左右，有人曾看见卫元在房间内办公。

而崇教寺执勤僧发现卫元的尸体则是在清晨卯时左右。

也就是说，卫元遇刺的时间在丑时与卯时之间。（约摸夜里一点到早上五点。）

但问题是敦煌城严格执行宵禁制度，入夜后所有人不允许出行，卫元虽身为司隶台官员，但也不能因为个人原因随意出城，更何况是去往远在城郊的三危山？

按照敦煌方面的初步推测，如果此案存在凶手的话，那么卫元应该是先被挟持至三危山，而后被杀害的。

但此条推断被两个难以解释的情况推翻了。

根据崇教寺执勤僧的供词，当时在石窟内外及附近没有发现一滴血迹，现场也无挣扎打斗的痕迹，而且案发之后，敦煌隶臣在三危山方圆几里的范围展开了搜索，也并未发现任何血迹和脚印。

为了进一步排查，敦煌郡守还特地从军府借来猎犬帮忙寻找线索，结果仍旧一无所获。

如果说找不到血迹，还能用被风沙掩埋来牵强解释的话，那么第二个情况则连牵强解释的余地都没有了。

那就是凶手是如何在宵禁前提下，潜入重兵把守的静恭堂挟持出卫元的呢？

即便凶手能在重重守备的情况下挟持出卫元，又是如何在短短两个时辰内做到杀人移尸的呢？

在种种条件的框限下，刺杀的推测几乎无法成立，故此敦煌方面上呈的初审意见是自杀。

至于自杀原因，卷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