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征服地区的民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无疑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教育资源方面，他们很难获得与大秦本土子民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的学府大多对他们紧闭大门，仅能接受一些基础的、为了满足帝国统治需求的简单教化。医疗资源亦是如此，简陋的医疗设施与有限的医护人员，使得他们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土地分配上，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偏远、贫瘠的土地，难以依靠耕种实现富足。并且，他们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与监视。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内，未经许可擅自离开，便会遭受严厉惩处。职业选择更是少得可怜，大多只能从事诸如采矿、修路、耕种等低贱且辛苦的体力劳动，成为帝国建设的底层力量。

在易华伟看来，这种民族政策虽显严苛，却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从维护帝国统治秩序而言，对新征服民族的严格管理可有效预防叛乱与动荡的发生。明确的等级划分与资源分配差异，使得新征服民众难以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统治的强大力量。而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限制其行动与职业选择，可将他们安置在帝国规划好的社会框架内，减少因人口无序流动与职业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这一政策也鲜明地彰显了大秦子民的优越地位。大秦本土民众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使他们对帝国充满归属感与忠诚度，而新征服民众为了摆脱低下的身份，唯有努力为帝国效力，谋求身份的晋升。这种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征服民众在为帝国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并了解大秦文化与制度，而大秦子民也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优秀特质，为大秦帝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不可能征服你，是让你过来享福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易华伟深知帝国的扩张与统治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必然由被征服者分担一部分。当然，以当今世界而言，能吃饱穿暖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

但在大秦，即便是处于底层的三等公民，在日常的饮食与穿着方面所享有的水准，也远远超越了罗马贵族。

大秦的农业生产在一系列先进技术与高效管理模式的推动下，粮食产量颇为可观。小麦、稻米等主食作物不仅产量丰盈，且品质上乘。大秦子民的餐桌上，主食种类丰富多样，除了精细的白米白面，还有各类谷物制成的特色食品。在副食方面，肉类的供应亦较为充足，无论是家养的禽畜，还是从山林、河流中获取的猎物与河鲜，都能时常出现在他们的餐盘之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更是琳琅满目，得益于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广泛的贸易网络，即使在非当季时节，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地域的果蔬。

而罗马贵族的饮食，尽管也有其独特之处，但相比之下则显得逊色许多。罗马的农业生产受地域与技术的限制，主食多为较为粗糙的麦类制品，且产量时常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肉类在其饮食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且获取的渠道较为单一，大多依赖于本地有限的畜牧资源。在果蔬供应上，种类相对匮乏，尤其是一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特色果蔬，对于他们而言更是难得一见的珍馐。

在服饰穿着上，大秦帝国的纺织工艺精湛绝伦。丝绸、棉布、麻布等各类材质应有尽有，且制作工艺精细复杂。大秦的三等公民能够穿着质地柔软、款式多样的衣物。而罗马贵族的服饰材质主要以羊毛和亚麻为主，羊毛衣物虽有一定的保暖性，但质地相对粗糙，穿着时的舒适度远不及大秦的丝绸与棉布。亚麻衣物在夏季虽较为凉爽，但容易起皱，且款式相对单一，缺乏大秦服饰那种精致的裁剪与华丽的装饰。

在征服三大帝国之后，大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人口一亿八千余万，加上五千万被征服的人口，总人口已达两亿三千余万。

大秦帝国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提升。对于新征服地区，积极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关键举措。帝国派遣大量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地，指导农民改进耕种方式。在灌溉上，引入更为高效的水利设施，如新型的水车与灌溉渠道网络，使得农田能够得到更充足且均匀的水分供应。施肥技术也得到革新，利用牲畜粪便与草木灰等制作复合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同时，开垦荒地的行动在新征服地区大规模展开。军队在战后的余威下，组织被征服民众对荒地进行开垦，将大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变为可耕种的农田。

在原大秦本土，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细化。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种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在小麦收割后的土地上种植豆